提起“吕不韦”这个名字，感兴趣者，大概马上反应出两点：一是“奇货可居”的成语，二是先秦巨著《吕氏春秋》（又称《吕览》）。后者，虽可谓有名气，但想来，真正读过、认真、通篇读过的人，少之又少；作为鸿篇巨著，《吕氏春秋》似乎并没在后世乃至今时，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。倒是前者，也就是“奇货可居”的成语典故，却像更被耳熟能详。耳熟能详者，多半还会牵带出一道千古猛料，即：吕不韦是伟大的秦始皇帝嬴政的生父。

倒腾“帏中秘史”，仿佛是某种偏好，“历史”的偏好。不敢说是我们民族所特有，因为外国（主要指西方）的历史记载中及相关传说中，这类事儿也不少。我们知道得不多，一下子列举不出什么太典型的例子，主要是因为不了解。不了解，主要是因为不愿意或说不屑去了解。不愿意或不屑的原因，就不敢说了。特别是当下大环境下，更不敢多说。

所以，还是说回我们自己。说回吕不韦。布衣大贾吕不韦。

 

（一）吕不韦其人与《吕氏春秋》

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开篇就说：“吕不韦者，阳翟大贾人也。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”一目了然——吕不韦是很有钱的大商人，那种“贩贱卖贵”的纯牌“倒儿爷”。

当“倒儿爷”能当到“富可敌国”，略懂商业就知道，那决不是靠细水长流的小打小闹、薄利多销就能做到的。特别是在跟现在相比根本谈不上“通讯”、物流也差到天壤之别的两千多年前，想在中年就靠着“往来贩贱卖贵”致“家累千金”，得“放大招儿”才行。

“大招儿”主要有三：

一是，多做单笔大宗交易，就是“把把玩大的”。

二是，多做高货值交易，就是“把把玩贵的”。

三是，违法或钻法律空子，即所谓“富贵险中求”。

这三个“大招儿”，肯定不是人人玩得了，想要玩成、玩好，须得至少具备四个条件：有一定规模的本钱（家底）、有过人的胆识和能力（拆借资金的勇气和识别并抓住商业机会的决策力与执行力）、善于沟通（能发现并“摆平”供求两头及疏通营销各环节）、识人驭人（能“识别”人性并“搞定”能保护甚至支持违法情节的“重要干系人”甚至其群体）。

这些条件，有些是“天然”的，比如家底、关于胆识和能力的“天分”；但更多还应该是逐步具备的。过程中，他势必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、阅人无数。

如果他起家时有家底，他的“原生家庭”，就可能很富裕，至少也会很殷实。富裕殷实之家的孩子，很可能得到过一些平常人得不到的教育，打了个好底子。

好底子，再加后来的见多识广、阅人无数，产生些一般商人没有、有也不明显的“有深度的思考”，就不难想象了。

“有深度的思考”配以“长袖善舞”的财务状况，可以说就具备了编纂巨著的动因和基本条件；再往“高级”去，还可以说是为“政治投机”奠定了基础。

基本就这么个意思。笔者认为，相比称得上是“人文成就”的《吕氏春秋》，“奇货可居”指向的“窃国”级别的政治投机，更是吕不韦的“大成就”。

当然，前提是，这场政治投机，他真的是赢家。

不管是否真的“赢”了，反正，他自己应该还是觉得赢了。

同时，他也肯定明白，这个“赢”，不光彩。至少不能当“没毛病”的成就张扬开来。

但《吕氏春秋》能！不仅能张扬、大肆张扬，还能“没毛病”——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。（摘自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）

之所以敢“千金求一字”，是因为强大自信。

之所以如此自信，是因为——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馀万言。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……（摘自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）。

简单说，就是“具备充分条件”。

而之所以能具备充分的条件，那就是政治投机“赢”的结果——太子政立为王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“仲父”。（摘自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）

这么一看，觉没觉出点儿“自我实现”的意思？

笔者认为，《吕氏春秋》，从其产生的根由上讲，更是，甚至“就是”，吕不韦的“自我实现”欲求。如是，则或许，这部鸿篇巨著中，多多少少透出了商人式的志得意满，而还让后人甚至当世的人们，品咂了出来。别的不说，就那个“一字千金”，便透着“货殖”之风。

别说那时候，就是今天，不管是拿钱砸还是吃名气或者什么别的道道整出来的“大IP”们，公众也还未必都买账，比如让本山大叔说“丢不丢人”的《月子》，再怎么炒，在虚拟的喜剧情境下，也都是只能糊厕所墙的废纸。

吕不韦把《吕氏春秋》刻得老大、糊在咸阳城门上、悬赏千金征询修改，到底也没把千金散出去，未必真就没一个字可改，说不定是过往识字的人都不屑于挣他那千金呢。他要不悬赏千金，把“赏格”变成“我亲自迎接到府上，礼敬如师”，倒许能有不少人愿意认真点儿，鸡蛋里挑挑骨头。

由此不难想象，费老劲整出来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在后世以至今天，都没赢得吕不韦所期待的高地位，也就存在“合理性”了。

但无论如何，那都是他的“自我实现”。

相比“政治投机”其实显得“低级”些的《吕氏春秋》，能承载“自我实现”，而“高级”的政治投机及其结果，却只能为“低级”产物做铺垫、条件。

因为，上面提到了——“高级”的，不能张扬；“低级”的却可以。

当然，凭心而论，《吕氏春秋》，还是很有水平和见地的。但更加确然的，还是吕不韦作为“商人”的“超越本分”的自我实现。

 

（二）政治投机的动因

商人，作为对一类人群的概念性称谓，最早也是近古以来的事了。在吕不韦的时代，对商业活动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，比较*的称谓是“货殖”。世俗些，有“东商西贾”或“中商西贾”的说法。从史记来看，吕不韦是被称为了“贾”而不是“商”。

商，在我们国家的文字历史上，首先是“国家名”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“朝代名”，即商代、商朝。在商朝，“货殖”也就是商业，很发达，至少一度很发达。

众所周知，商代被周朝灭亡、取代。周朝崇尚农耕，并且对紧前的商朝，怀着挺深刻的怨恨（也可以说“恐惧”），基本“打倒”了商的一切，包括发达的“货殖”。

周王朝统治者认为，商朝发达的“货殖”，于国家发展并无大的裨益，“货殖”的行为，既是对劳作（主要指耕作）者的盘剥，也是滋生贪婪、纵欲等“失德”性状的温床。因此，在周朝“重农抑商”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（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绵延到数千年后的“改开”紧前），人们会尽量避免从事商业活动。

可实际上，这个行当，又不可或缺。于是，商代“遗民”就在周王朝最开始的时候，承担了这个因为“失德”而“低贱”的行当。由此，周朝早期，就世俗地称“货殖”之人为“商人”，意思是“已经覆灭的商国的人”。

这样的大环境之下，“商人”、“商”，不说是骂人话吧，也委实不算什么好的意思。

随着社会发展，“商业”（货殖），作为一个行当，从业者渐渐从“商之遗民”，向更广泛人群扩展；同步地，“商之遗民”们，也完全融入了周朝的社会。再后来，随着向“西域”的政治开拓，西域的“货殖”，开始进入“中国”做买卖，当然，是带着本钱来的；由是，“西”、“贝”二字组成的“贾”，就被用作指代了他们，以区别于“本土”的“商人”。所谓“东商西贾”或“中商西贾”，也就成了世俗化的标志性共识。

再往后，“商”与“贾”逐渐交融——中土的商人，也有去西域做买卖的；西域的商人，也有留在中土扎根的；南来北往之间，这个很必要、很富足，却社会地位低下的行当，交汇、融合成“阶层”，也逐渐就被人们合称为了“商贾”。

到这个阶段，漫长的周王朝还没结束。商贾，作为一个社会阶层，却已然很难事实区别谁是西域来的，谁是“中土”的“原生”。甚至，以“商贾”称谓他们的大多数普通人，也已然忘记了“商人”、“商”的本意里所包含的带敌意的蔑视意味。但如果是“正式”地去称谓，比如在史籍上“定义”，还是要讲究一下——含着哪怕一点点“敬意”，称“贾”，比如对吕不韦；站在贬斥立场上，则会称“商”。

但无论“贾”还是“商”，怎么叫，他们也都是“干那个的”——货殖。也还是在周王朝确立的意识形态之下“失德”、“低贱”的人群。所以，称吕不韦“布衣大贾”——您就是再大的“贾”，也还是“布衣”。

布衣，区别于“锦衣”，不光指衣服的材质本身，也涉及材质的修饰和服装的样式，更是社会身份的标记。

周朝确立的“宗法制”，定义了四个等级的贵族，即：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。这四个等级之外，都不属于贵族，理论上，都是“布衣”。

这样，就从社会地位的层面，建立起了一个金字塔式的“单向结构”。

所谓“单向”，是说只能“下行”、不能“上行”——天子家“大宗”（嫡长子），继承天子位，小宗，则降级为“诸侯”，以此类推。到最低等级贵族“士”这一层，“士”家的“小宗”，没有继承权，就被“踢出”贵族阶层了。这个链条是不能反过来的。即：处于“布衣”地位的人们，是没有可能变身贵族的。哪怕像吕不韦那样富有，也不可能。甚至，作为“布衣”当中的“底层”，大贾吕不韦，想要“攀附”哪怕是最低层的贵族，理论上，都会很难。

当然，“有钱好办事儿”这话，千古好使。特别是当贵族满地、封邑不足、后世无能这些现象形成一定普遍性而人文思想又格外活跃、诸侯国日益做大集权且相互角力的“大争之世”，钱能办的事儿，就多了起来，大了起来。比如：用财富周济落魄、失势贵族，与之“有交”，甚至成为其“宾客”（门客）。

这在再早些时，基本不可能。就连“开明”的“战国四君子”（齐国孟尝君田文、赵国平原君赵胜、楚国春申君黄歇、魏国信陵君魏无忌），都宁可结交“鸡鸣狗盗”之徒，也不齿与“货殖”来往。甚至，他们都会接纳“货殖”的“赞助”，然后客客气气把人“请走”。

很尴尬是不是？

也许，就是因为这份尴尬，带着对那些贵族门阀“喂不熟的狗”的腹诽，精明、有胆识、有见识、有见地、能识人、很有钱的吕不韦，才不会随随便便拿钱去打水漂、买颜面，而是更把眼光，放在“潜在价值”上，“买期货”。

 

（三）“奇货可居”之说的真伪

奇货可居，作为成语，典故出自吕不韦。那个“奇货”，就是童年时被“质于赵”（放在赵国当人质）、没起啥正经作用（被称“空质子”）、只有“异人”的“号”而竟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秦国公子（回归秦国后才有了“子楚”的名字。这点上，《史记》说法或可商榷）。

故事应该很耳熟能详，简单讲是这样：吕不韦在赵国结识了落魄且“无用”的秦国公子“异人”，当宝贝“收藏”、“供养”，慷慨地为其提供包括美女在内的一切享受，获得感激与承诺；二人合谋，以吕不韦的财力“归国”、“谋位”；终于，这位秦国公子，坐上了当时“天下最强”的秦国的王位，把“布衣”的吕不韦，破格任用为通常只有贵族或“学者”才能担当的官员，并将跟吕不韦所赠女子生育的儿子“政”册立为太子。之

后，他很快死去（纪年三年），太子“政”即秦王位，把于他和他父亲有大恩的吕不韦拜为“相国”，并尊称“仲父”。而实际，这位“秦王政”，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，是吕不韦的“种”——吕不韦把那个女人送给“异人”的时候，女人就已怀孕，是他的孩子。

如此，吕不韦，从不管多有钱都只能低贱着的“贾”，华丽变身成位极人臣、宾客三千、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人物，并且是伟大“始皇帝”的生父！往大里说，就如同古语所言——吕氏代秦。

关于这个故事，从古至今，都有“真伪”之疑。从古至今！

所疑的，笔者看来，在于两个方面。

一是“从古至今”都“普遍”性存在的“公共性”疑问——秦始皇帝嬴政，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“种”。

再一个疑问，虽不普遍，也未见得“古来有之”，但笔者坚定认为，不会是21世纪的自己首先提出，更不会只有我一人有此疑问，就是——“奇货可居”故事的前半段，即吕不韦和秦国公子“异人”合谋“归国”（归秦）、谋位，到底是他们俩谁的“创意”，又是他们俩谁在过程中“主导”。

先说第一个“公共性”疑问——秦始皇到底是谁的儿子。

对此，笔者在相关的小说创作中，曾这样讲：最清楚的，莫过于那个女人也就是秦始皇帝的生母；如果连她都不清楚，那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。

这是“对”的说法，也是废话。

之所以说这个疑问“从古至今”，是有根据的。最重要的根据，在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》成书于事件之后并不久（不到二百年）的西汉“武帝”时期，主要编纂者司马迁，众所周知，是个“倔驴”，因秉持“史官之责”而遭宫刑。这一节，让《史记》更被后世取信。但就是这么被“信任”的《史记》，关于秦始皇“生父”的问题，却留了“扣子”。

《史记》有两篇文章涉及秦始皇出生问题——《秦始皇本纪》和《吕不韦列传》。其中《秦始皇本纪》的描述很简单——“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，见吕不韦姬，悦而取之，生始皇。”怎么也品不出秦始皇的“父系基因”有什么可“疑”的。不仅如此，还能从“悦而取之”的话里，读出一丝“庄襄王”也就是秦始皇的“父王”的“主动”或说“主导”的味道。

同样一部史册，《吕不韦列传》对应的描述就具体得多——“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，知有身。子楚从不韦饮，见而说之，因起为寿，请之。吕不韦怒，念业已破家为子楚，欲以钓奇，乃遂献其姬。姬自匿有身，至大期时，生子政。”

子楚，就是上一段的“庄襄王”、秦始皇的“父王”。

这段描述中，有三个“点”值得注意，分别是：“知有身”（知道怀孕了）、“姬自匿有身”（女人隐瞒了怀孕的情况）、“至大期时，生子政”（足月生下取名“政”的儿子）。

三个“点”中，前两个，都是明确在说，生下秦始皇的那个女人（始皇母），是“带着肚子”委身“子楚”的。亦即：她肚里的孩子，不是子楚的“种”。

但第三个“点”——至大期时，生子政——这个“大期”（足月）……如果没因为“传袭”中的“技术问题”缺了什么字的话，就耐琢磨了。

哪个大期？是从“知有身”、“自匿有身”算起的“大期”，还是从“有身”那刻算起？

个中区别，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自明吧。

个人认为，这是司马迁老爷爷的“小狡猾”——故意很隐蔽地留下“疑点”，让仔细看、仔细琢磨的人，能发现，又让一带而过者或者被前两个“点”先行“固定”住的读者，发现不了或者忽略掉。

这个确实存在的疑点，跟《秦始皇本纪》里“庄襄王”的“主动”、“主导”呼应起来，再结合司马迁所处时代的“现实需要”（下文详及），笔者认为，至少，作为谨慎且执拗于“诚实”的史家，司马迁在“存疑”基础之上，隐晦表达了“个人观点”——秦始皇并不见得是吕不韦的“种”！

肯定，笔者不是第一个发现《史记》里这些“扣子”的。

肯定，即便没发现这些“扣子”，自古以来，关于吕不韦是否秦始皇生父的问题、疑惑，也是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认为的。

为什么这样认为或者那样认为？

什么时期、什么大环境下这样认为或那样认为？

这些，就涉及到了所谓历史的“现实需要”。

 

（四）历史“现实需要”的道具及相关“颠覆”性推想

所谓历史的“现实需要”，说起来有点儿悖论。历史就是历史，就摆在那儿，无法更改。历史之于现实，有很丰富、很多重、很深刻的意义，唯独其中不存在，至少“不应”存在，所谓“现实需要”。简言之，现实，不应该对历史产生“需要”；即便产生，也不会有结果。

当然，这样说的前提，是历史真的“就摆在那儿，无法更改”。

而实际上不是！不是！！

历史是可以“更改”的！

至少，对于客观发生过的事件，是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的。

这点上，历史，至少我国以文献方式形成的史籍，是挺明确的，是有立场、有态度的。

什么立场？什么态度？

答案很简单——适应“现实”的立场，迎合“现实需要”的态度！

别跟我说这是中国的特别之处。就算是，那也是“中国特色”。“中国特色”，绝对是“适应现实需要”的褒义词！

吕不韦，确切说，是吕不韦的“奇货可居”，尤其其中“吕氏代秦”的情节，在司马迁那时候，就符合“现实需要”！

西汉是在“灭秦”基础上建立的。所灭之秦，作为大一统的帝国，只存在了十几年。西汉统治者，在其初期所面临的，是春秋战国五个半世纪的“兵祸”、秦帝国“暴政”留下的满目疮痍和“楚汉相争”最后留下的战争创伤。为稳固政权，对外，西汉早期采取“怀柔”策略，对内，则强调“休养生息”；总之一句话：抚平创伤，从头来过。

需要抚平的创伤中，“暴秦”，是最近、最深重、最被普遍认定的一块。西汉起家就是因为“反秦”，加上秦的存在时间很短，新王朝希望人们忘记它，在严重排斥、彻底否定的基础上，忘记它。因而，有“不记秦”的说法。

新王朝建立不久，就出了“吕后篡权”的灾祸。高祖帝皇后吕雉为首的“吕氏”成为“国家公敌”。其被“清除”后，聪明的胜利者，及时捕捉到“吕”字可作的文章——吕后乱权、吕氏祸国，说不得是有根由的哩！因为他们姓吕，吕不韦的吕！吕不韦的儿子，便是“暴秦”之“最暴”的“祖龙”秦始皇帝！搞不好，吕氏一族，跟暴秦同根、专来报复新王朝的！

如此语境，显然更强化了“肃清”并彻底否定“吕氏”的“现实需要”。以至于在西汉早期很少的涉及了秦始皇帝的文献上，干脆就给人家改了姓，叫成“吕政”。

在这样的程度的“现实需求”下，吕不韦，就成了“历史改变”或说“历史服务于现实”这个“把戏”中的“道具”。

司马迁就是再不苟同，也得在著述中表现出“迎合”；不然，下一次，就不是宫刑了。可又不甘，怎么办？留几个“扣子”吧。

同样是“现实需求”，《史记》成书时，“奇货可居”这档子事儿，被描述成了吕不韦动议、主导。但也就是因为相关“现实需求”的揣测，必定有人（比如笔者）会对此存疑。

这就是上一节述及的“再一个疑问”。

在笔者所著小说里，借助小说“虚构”的“特权”，做了“颠覆”性的大胆演绎：最开始动议的，是“异人”、后来的秦庄襄王。他幼年“质于赵”，在幽禁地，结识一个女孩，后来跟女孩合谋逃出，对于监管他的赵国*来讲，就算“失踪”了。一波三折后，他跟女孩艰难长大，女孩儿结识了大富商吕不韦，被“金屋藏娇”，但仍不忘他；再次见面时，一出生起就受王者之家政治熏染、当“质子”多年除了读书啥也没做过的他，骨子里的政治智慧闪亮，想到借助吕不韦（还有爱他的女人）归秦、谋位的主意，大胆跟吕不韦“谈判”，以“光明前途”相引诱……

当然，这是小说式的演义。但不是全无道理。所谓道理，就源于存疑。而存疑，在笔者想来，至少有三条“可以支持”的因由：

其一，落魄游荡、朝不保夕、逃跑了都没人认真搜寻的“空质子”，香车美女、珠光宝气、一掷千金、走哪儿都响动小不了的成功商人，二者相比，谁会更容易被对方注意到；相互注意到之后，于市井中，又是谁能更容易扫听到对方的情况，似乎不用想就能给出答案吧。

其二，公子虽是公子，却“轻”到如同空气，再精明再大胆的商人，会有多自信能将其扶上王位？甚至连这样去想都很难。而揣着归国、谋权梦想的落魄公子，却更可能生发“借力”的谋划，也更可能“侦测”到那位大富商对于“进身”的渴望。这也完全可能成立吧。

其三，年长、见多识广的吕不韦，怎么说也是“布衣”，应该从未真正见识过“庙堂”。而空质子的秦公子，不管是幼年在故国还是后来在赵国“为质”，经历的可都是“庙堂”。当他大着胆子给大富商“画饼”时，大富商十有八九会迟疑，会说“主意蛮好，可我不得其门而入啊”，他则很可能笃定告之——我就是门哪。我知道门在哪儿，可以怎么进去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或者大差不差，吕不韦这个“道具”，最初的使用者，应该是他的“奇货”啦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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